他没有回头。他知道，回头了，爹娘也不会回来。

他成了孤儿，一个人从京郊跑到京城讨生活。

京城很大。他站在城门口，仰着头，看着那扇巨大的城门，看了好一会儿。

木头的，铁钉的，上面还有两个大铜环，亮闪闪的，比他家灶台上的铁锅还亮。他想上去摸一摸，被守城的士兵呵斥了一声，缩回了手。

他在街上转了一整天，把包袱里的干粮快吃完了，也没找到活干。

晚上，他睡在一条巷子里，半夜被冻醒了，听见旁边有窸窸窣窣的声音，睁眼一看，是一只老鼠，正蹲在他包袱旁边，啃他的干粮渣。

阿昭看着那只老鼠，说：“兄弟，你也饿了吧？分你点，别啃我包袱就行。”老鼠跑了。阿昭叹了口气，裹紧包袱，继续睡。

白天，他在街上要饭。不是他不想干活，是没人要他。一个十二岁的孩子，瘦得跟猴似的，谁雇他？

他就蹲在街角，面前放一个破碗，有人路过，他说“行行好”，没人路过，他跟旁边的流浪狗聊天。

那狗是条黄狗，脏兮兮的，尾巴耷拉着，像是也被生活欺负过。阿昭说：“你是不是也被赶出来的？”狗没理他。

“你也不容易，咱俩都是没家的。我叫阿昭，你叫什么？”狗打了个哈欠。

“我给你起个名吧，叫大黄，好不好？”狗站起来，走了。

阿昭看着它的背影，说：“你别走啊，我不说了还不行吗？”

后来再大点儿，他在码头扛过包，在饭馆洗过碗。码头扛包累，一天下来肩膀磨破皮，可他不怕累，他怕的是没人跟他说话。

工头是个闷葫芦，一天到晚绷着脸，你跟他说话，他瞪你一眼，说“干活”。

同伴们倒是能聊几句，可他们说的都是“今天几袋了”“明天还来不来”，没几句就没了。

阿昭觉得不痛快。

饭馆洗碗稍微好点，后厨有厨娘，嘴碎，喜欢聊东家长西家短。

阿昭一边洗碗一边跟她聊，从掌柜的小舅子娶了谁家的闺女聊到对面布庄的老板娘是不是又胖了。

厨娘说：“你这孩子，怎么什么都懂？”阿昭说：“我不懂，我就是爱说。”厨娘被他逗得直乐，多给他舀了半勺菜。

他在饭馆干了不到一年，掌柜把他辞了。不是因为干活不好，是因为话太多了，说了不该说的话。

有一回，一个客人喝醉了酒，赖账不走。阿昭多了一句嘴，说：“客官，您再不结账，小的可要去报官了。”

那客人是城南一霸，当场掀了桌子，把饭馆砸了个稀巴烂。掌柜赔了不少钱，气得把阿昭赶了出去。

阿昭站在门口，手里捧着自己那个小包袱，听见掌柜在里面骂：“话多！话多！早晚坏大事！”他低下头，走了。

东市有个镖局，不大，七八个镖师，专门走南边的镖。阿昭去打杂，喂马，搬货，打扫院子。

他话多的毛病还是没改，镖师们练功的时候他在旁边看，看完了还要点评：“师傅，您刚才那刀再使点劲儿，肯定能把靶子劈成两半！”

镖师瞪他一眼，他嘿嘿笑，不生气。

阿昭在镖局待了三年，学了不少东西。不是正式学的，是偷学的。

镖师们练功，他在旁边看，看会了就自己练。别人休息了他还在练，别人睡了他还在练，别人喝酒了他还在练。

阿昭发现自己别的学的慢，轻功倒是一学就会。他没事就在院子里蹦，从一个墙头蹦到另一个墙头，从马厩蹦到屋顶，蹦来蹦去，跟只蚂蚱似的。

镖头有一回看见了，站在院子里，仰着头看他，笑了：“你小子属猴的吧？天生上房揭瓦的料。”

所以，他练得最勤的是轻功，跑得快，跳得高，翻墙翻得像走平地。镖头说他是块料，就是嘴太碎。

永平三十年，阿昭十八岁。靠着一身轻功和三年镖局的底子，他考进了王府当侍卫。

当侍卫好啊，有饭吃，有衣穿，还有银子拿。他兴冲冲地赴任，穿上崭新的侍卫服，站在营房里，左看看右看看，觉得自己威风得不行。

第一天报到，他就在侍卫营里出了名。因为话多。

他站在院子里，跟这个打招呼，跟那个套近乎，问人家叫什么、老家哪儿、在王府干多久了、一个月多少银子、伙食怎么样、宿舍住几个人。

同僚们面面相觑，集体嫌弃了这个新来的。

可他不怕被嫌弃，干活勤快，不偷奸耍滑，轮值从不迟到，跑腿从不推诿。

谁不想值夜班，他顶上；谁不想去领东西，他去跑；谁不想刷马厩，他去刷。他跑得比谁都快，刷得比谁都干净，站岗站得比谁都直。

时间久了，大家也就习惯了，这小子除了话多，没别的毛病。

永平三十一年，阿昭被调到西苑。

西苑是九王府的外院，地方偏，人少，侍卫班二十多号人，管着几处仓库、马厩和角门。阿昭来的第一天，就听说了一个怪人。

“影七？那是个闷葫芦。”带他熟悉环境的同僚一边走一边说，语气里带着一种习以为常的嫌弃。

“他来西苑快三个月，没人听他讲过